亲爱的读者周五好，今天闲聊点历史学家八卦。
上周我在推上提及两本外国历史学家的著作（《战火中国》和《脱轨的革命》），结果收到一条高赞评论如下：
“关于 49 国变之前历史，我一般读杨奎松先生的著作，49 国变之后就读沈志华教授的作品，由于他们有一手的档案加上客观的立场，所以基本上都通读过。
对于那段历史的研究，我觉得还是国内学者，有资料掌握的便利性，所以更有优势。而所谓的国外学者观点，最近读了潘佐夫的蒋公传记，则非常失望！”
此类观点，似乎深得中国读者赞同。
因此我想提醒一句：也许有些事情，比如研究中国历史，搞不好外国人也有他们独特的优势呢？
黄仁宇的故事
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回忆录《黄河青山》中讲过一个小故事。
在讨论 19 世纪时的李泰国（Horatio Nelson Lay）和赫德（Robert Hart）被指派任职中国总税务司时，我指着坐在前排的学生：
“如果这个位置提供给我们，而且人选缩小到只有你们和我，我宁愿你们去做。你们之中不管是谁——丹尼尔、苏珊或史提夫——都会做得比我好。
为什么？到19世纪末，你们已经有不带人治色彩的数百年管理经验。如果你们愿意，可以在中国清清白白从头开始。
但是如果是我来做，我一定会考虑用我弟媳的舅舅或舅舅的弟媳。
不要一直问我为什么！这就是我们社会下至村落阶层的运作模式。
更可能的是，我所以能当上总税务司，是因为靠亲戚帮忙。如果你们强迫我切掉这些关系，我不但无法工作，而且也不能生存。这样清楚了吗？”
黄仁宇《黄河青山》
关系学的微妙，从大清国至今，中国人都明白。
若说今日中国和晚清有何不同，其中之一大概是关系学进化了，升华为“软肋学”。
中国曾有无畏的历史学家，他们克服软肋。他们冒着失去自由与生命的风险来书写历史，最终人死如灯灭，仅剩作品流传，甚至连作品都已被掩埋。
更多人选择在疯狂的时代里做个沉默的人，谨守底线，不同流合污；如有可能，用曲折的方式进行抵抗，存身之余发一点点微光。
陈寅恪的弦外之音
写下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的陈寅恪 1949 年后依然生活在中国，适逢大跃进，陈先生在家门口贴起对联：
六亿人民齐跃进
十年国庆共欢腾
而年轻一代的余英时 1950 润离中国，先求学于香港，再就读于哈佛。万里之外的他能听懂陈寅恪的弦外之音。
『六億人民齊躍進』的下面半截沒有說出來。六億人民一齊躍進甚麼地方呢？躍進火坑，躍進地獄，還是躍進深淵？這是要讀者自己用想像去填補的。」
『十年國慶共歡騰』的『共』即是共產黨的『共』。所謂『十年國慶』只是『共』產黨的『國慶』，也只有『共』產黨才『歡騰』。陳先生把『人民」和『共』產黨放在一副對聯的兩面，他的意思還不清楚嗎？
改革开放国门开，陈寅恪的女儿陈小彭致信余英时。信中说，陈寅恪当年读过余英时的〈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〉一文之后说：“作者知我”。
身在中国的历史学家，只能把反抗藏到“颂歌”里；解码这些“弦外之音”并公之于众，还要指望人在海外的同行。
提及陈寅恪的部分，从第 20 分钟开始。这个访谈很好，适合从头看
困长春
当代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历史学家、供职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吕迅，他的代表作《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》中提及围困长春，写了一个省略号和七个字。
……长春紧接着易手。
吕迅《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》
处理同一题材的《战火中国》里，荷兰历史学家方德万写道：
林彪部队以关闭机场、封锁道路、切断和沈阳的铁路运输孤立长春。八月时，他更下令锁紧封锁圈，以免国民政府部队从城市周围田地里收成的庄稼中取粮。长春居民很快就无粮可用，数千难民塞满国军和共军阵线之间的无人地带。
当难民逃离长春时，国民政府士兵还搜查他们身上有价值的物品，“所有金属物件，如茶壶、铁锅、金、银，连盐都不放过”，随后他们就被困在那块无人地带。共产党卫哨亦“无视于铁丝网另一边高举饥饿孩子母亲的乞求”。
在一份一九四八年八月由林彪等人签送给毛泽东的报告中，描述了这残酷做法对共军士兵的打击：
“不让饥民出城，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，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，都是很费解释的。饥民……跪在我哨兵对面央求放行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，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。”
围城并未结束。
相对于共产党还能征用方圆二十到三十公里内的粮食，长春守备部队司令官郑洞国曾告诉一位基督教长老教会传教士：“大部分的人都靠草根和树皮维生，社会秩序荡然无存，人吃人之事时有所闻。”
十月七日，《纽约时报》报导：“刚逃到盛京（沈阳）的难民口中描绘出一幅街上四处都是死人的景象。饥民以豆饼、树皮和树叶维生，一磅高梁能卖到高于美金五十元以上的价格。他们认为城里的人口已经少掉一半了。”
围困长春期间的死亡人数推估应介于十二万至三十三万人之间。
一九八九年一本描写东北共军历史却遭禁的《雪白血红》作者张正隆还拿广岛比长春：“死亡人数大致相等，广岛用九秒钟，长春是五个月。”
如果想更煽动，他还可以把南京大屠杀也加进来比一比。
方德万《战火中国》
做此对比，对吕迅很不公平。他如果详写，那书就不要在中国出版了。《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》一书有自己的独特价值，值得每一位对中国现代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。
吕迅给《战火中国》写了书评，发表在台湾的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上；也许某些时刻，他也会羡慕海外历史学家所拥有的书写自由。
镣铐之舞
身在中国的历史学家，或许有接触中国官方档案的便利。
但中国并非自外于世界。中国内战是世界冷战中的一个篇章，更多关键档案在莫斯科、华盛顿和台北；若要理解 1949 之后的中国政治，学一些苏联史和东欧史会有很大帮助。
做中国史的只做中国史，做世界史的只做世界史，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弊病，好像中国存在一个平行世界一样。
认为外国学者不能理解中国是陈腐而自大的观念，认为中国学者的书全都是宣传因此都不值得读也走了极端。
戴着镣铐的中国历史学家依然跳出了优雅的舞蹈；这优雅的舞蹈背后却藏着无法说出口的苦涩。
历史学是一门本分的、诚实的学科。
历史学家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恐惧，诚实地面对自己做出的退让，诚实地面对中国大地上的累累尸骨。以此，方能写出诚实的字句。
而作为读者，我们要读中国书，也要读外国书；我们听高山流水，亦听弦外之音。
进一步阅读
这是一篇闲话，只是分享一点点微末的读书体验，没有对任何中国历史学家不敬的意思；中国书教会我很多知识，感谢历史学家辛勤的工作和付出，期待能读到更多。
文中提及的图书可供进一步阅读：
《高华的后二十年》
美国历史学家·黄仁宇《黄河青山》
美国历史学家·余英時《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》
中国历史学家·吕迅《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》
荷兰历史学家·方德万《战火中国》
美国记者·Ian Johnson. SPARKS: China’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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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过最好的两本关于中国的历史书，一是《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》，二是《中国西征》，一个中国学者一个外国。
写得真好！谢谢！